2020年8月27日国际著名期刊“自然（Nature）”在其第584期（Vol 584）以4页的篇幅（517-520页）发表了由我校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史培军教授国际合作团队撰写的题为“城市: 构建网络 共享规划 加强巨灾应急能力”文章。该文包括全球应对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经验与教训（Learn Lessons），城市确诊病例数与其人口密度的关系（Bust myths）、发挥城市网络系统的功能（Mobilize networks）、增强城市网络化功能韧性（Build resilience）等4个部分。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网络化功能韧性在疫情管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让我们通过构建与完善城市协同网络，共享综合减灾与风险防范规划，加强巨灾应急能力。
城市是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震中”，新冠肺炎仍在肆虐，随之而来的失业、贫困、粮食短缺等问题急需解决。但是，我们从全球与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学到的经验和汲取的教训已经在推动着应对巨灾模式的变革。城市需要对其管理和运行方式进行全面反思，他们需要加强管理的领导能力和卫生保健系统，改善沟通方式，在当地获取更多的粮食、商品和服务，更加尊重自然和消除不平等。在所有的行动中，最重要的是加强和扩展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网络化功能韧性，这将使城市地区更有能力应对未来的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其他危机。通过现在建立起的联系，城市就能在另一场灾难来袭时更加迅速采取行动，并有能力向其它城市提供或接受其它城市的帮助。
应对新冠肺炎的经验与教训（Learn Lessons）。各级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和治理，及时、可靠、准确和基于科学的信息至关重要。城市缺乏应对流行病的医疗设施，各类科技是有利有弊的。与其它疾病类似，COVID-19对城市贫困人口、外来务工人员和某些少数民族的影响是不均衡的，生态系统是流行病防疫规划中另一个被忽视的因素。
城市确诊病例数与其人口密度的关系（Bust myths）。我们需要加深对城市如何运作防疫的理解。人们常常将城市中灾害的高死亡率错误地归结于城市人口的高密度，城市人口密度本身不能解释如此巨大的差异。及时应对疫情更为重要。例如，中国城市的确诊病例数与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发生后限制人口流动所需的时间存在相关性，但是没有发现与其城市人口密度的显著相关性。一项针对美国900个大城市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发挥网络系统韧性的功能（Mobilize networks）。当城市和政府领导不力时，社区和其他机构就会介入。在此前的流行病防控中建立的联系是有用的。城市之间的联系是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另一种力量。经验的借鉴对于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也是有益的。
增强网络化的城市功能韧性Build resilience）。我们呼吁各个城市可以通过分享和协调灾害风险防范计划、行动来发展“网络化的城市功能韧性”。更强和更深层次的城市网络还将有助于应对其他灾害，比如气候变化。当一个城市遭遇大规模洪水、热浪或干旱时，其他城市可以迅速通过不同渠道为其提供帮助。城市间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有助于网络的建立，政府应该要求邻近城市建立联合灾害和风险预防机制。联合国也应带头促进这种网络合作--先分享彼此的愿景、优势和不足，而后改善在紧急情况下共享资源的机制。城市研究人员不能局限于研究某一因素，而需要综合各因素来努力解决城市应对风险的复杂性，比如需要更多地考虑城市物理结构、自然和人文过程、治理能力和功能运营之间的联系。相关研究人员应该探索最佳的管理和制度安排以加强城市间合作，其中包括如何分配责任和确保执行，特别是如何监督跨国界机制的执行。需要开发技术来整合和分享信息。例如，邻近城市可以共享这种平台，以便在疫情期间和之后迅速恢复旅行和经济互动。历史上，从战争到饥荒，城市经历了无数的灾难。COVID-19告诉我们，城市间必须共同学习、适应和演化。
本文作者包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白雪梅教授（北师大客座教授，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印度阿齐姆普雷姆吉大学纳亘卓.哈瑞妮 教授、中国北京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史培军 教授、中国武汉大学/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实验室刘海燕 博士。
通信作者为白雪梅、史培军、纳亘卓.哈瑞妮。